反避税热浪席卷全球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张育红 郭红雨 时间：2013-07-10    

为期两天的八国集团峰会（G8峰会）于6月17日在英国北爱尔兰举行。这次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史无前例地将反避税议题列为大会首要任务。即将于9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也被期待就反避税议题展开更为广泛深入有效的讨论。在行动层面，多个发达国家目前正采取实际措施，遏制跨国避税行为。舆论层面，对全球会如何联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探讨充斥各类媒体。从表面上看，似乎从未达到过如此温度的反避税话题，正在这个灼热的夏天，掀起一股股热浪。

前所未有的共识

每年夏初，全球最主要几个工业国的领导人都要坐在一起商谈“天下大事”，通常涉及经济增长、援助非洲、金融管控、气候变化和反恐等议题。而今年，G8峰会东道主英国首相卡梅伦首次将国际避税问题带入了这一最高级别的全球政治议程。增进贸易，确保税收遵从度，提升透明度，被卡梅伦列为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与增长繁荣至关重要的三项议题。

这无疑是富国政府面临新局面的一个写照。过去10年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催生了越来越多经营模式新、无形资产多和规模利润大的跨国企业，其中一些已完全可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如苹果公司市值最高时曾达6000多亿美元，能列入全球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前20位；同为IT领域的企业新贵，亚马逊、谷歌也都进入了千亿美元市值行列；扩张速度引人注目的星巴克则以近500亿美元市值登上全球餐饮业第二把交椅。然而，上述企业却同时拥有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共同点：不做“纳税大户”。他们被质疑使用复杂的税收筹划，一般是设立海外子公司，将会计上最为盈利的机构放在实际没有或很少有真实业务的低税收司法管辖区，从而降低其在真正经营国的税负。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要人、政治权贵、文体巨星，甚至军火商、黑手党党魁等各种“有钱人”，也普遍利用离岸金融服务，将其财富藏匿在“避税天堂”。根据英国非政府组织“税收正义网”估算，全世界各地“避税天堂”有近200万家空壳公司，隐藏的资金保守估计至少21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过去数年间，大多数发达国家又在不断经受国际金融危机乃至财政危机的考验，跨国企业长期的利润转移、富人在海外账户上藏匿的巨额收入都给本国经济带来了严重伤害，并加大了政府的财政缺口。民众因饱受紧缩之苦而迸发出更为强烈的反避税情绪，则进一步影响了政治舆论环境。

当然，上述问题并不局限于发达国家。由于税收本要起到财富再分配的调节作用，而该体系一旦失灵，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受到更大伤害。经合组织就曾对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逃避纳税义务提出特别指责，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税收对保障其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英国皇家非洲学会主席理查德·道登指出，根据非盈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和非洲开发银行的近期报告，2010年，那些通过合法手段规避了纳税的空壳公司从发展中国家吸走8590亿美元，10倍于后者接收的880亿美元援助；1980年~2009年，大公司用不合理定价或转移定价手段，使非洲损失了1.4万亿美元财富。例如，某矿业公司在塞拉利昂开设子公司，将低于市场价的矿产品“卖给”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母公司，并为外籍员工支付高昂薪水，导致其在塞的经营仅支付少量税收。因此，他撰文为这次G8会议议题欢呼，并称如今这一时刻对非洲尤为重要，因为经过十余年努力，非洲54个国家正在向可持续增长迈进，但其中大多数仍依赖于全球对其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定价。“这块大陆实现自谋生路，靠制造业增值的历史机遇就这么一次。如果其本该得到的收益大部分正在通过‘避税天堂’被过滤掉，那么非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处境类似的地方一样，将在数十年中陷入贫困，靠援助过日子。”

然而从根本上说，只要合法，追求利润最大化，尽力保持竞争力，对秉承资本主义信条的企业而言，又是天经地义的。这也是为什么苹果总裁库克面对质疑，仍能说出“我们该缴的税都缴了，一块钱都不差。我们不仅遵守法律，而且遵守法律之精神”的原因。人们或许可以指摘跨国企业“不义”，甚至通过消费者的抵制行动迫使星巴克承诺向英国补缴巨额税款，但道德压力毕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归根结底，当制度有了缺陷，确切地说，当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际税收体制已全面落后于全球化、数字化发展的世界经济现状之际，改变制度势必成为最大共识。

各自为战的现状

这次G8峰会最终形成的《厄恩湖宣言》呼吁全球税务机关自动共享信息，承诺将全面改革国际企业税制，严厉打击空壳公司隐秘所有者及逃税者。然而，遗憾的是，这份宽松的“核心原则”并未包含有约束力的协议，也未承诺将如何采取新的具体举措。面对绝非一蹴而就的国际税收框架现代化进程，各国政府为打击避税，眼下只能是先各显神通了。

作为全球反避税领域的“领头羊”，英国在1月的G20财长会议上已表示将致力于根本性地改革税务规则，并确定领导一个委员会，观察转移定价和利润的销售补贴行为。G8峰会前，卡梅伦政府与包括开曼群岛、马恩岛在内的10个英国海外属地和皇家属地达成共享银行账户信息的协议。而在过去6个月里，英国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了多个激烈的公开听证会，以质询大企业是否上缴了足够税额，由此形成的64页报告中，税务海关总署还因未对谷歌“高度预谋”的税务安排发难而遭到措辞强硬的批评。

在法国，政府如今已要求巴黎银行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公开在所有市场的分支信息，如机构名称、坐落地点和所有者权益等，并成立了处理贪腐和逃税漏税案件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并于近期对瑞士银行展开正式调查。从2010年开始，法国每年还公布一份“避税天堂黑名单”，囊括被其确定为“不合作的”国家和地区。按照法国财长计划，到2015年，那些选择不接受自动信息交换的国家都将被列入这份名单。

在意大利，一场大规模打击税务欺诈的风暴正在迅猛冲击该国的文化、体育领域。6月19日，法官裁定，该国著名奢侈品牌D&G创始人兼时装设计师多梅尼科·多尔斯与斯特法诺·加巴纳因利用空壳公司逃避10亿欧元税款而被判刑1年8个月，并支付3.43亿欧元罚款。而意大利检察机关近日则透露，包括18支意甲俱乐部在内的41家意大利俱乐部在球员转会中可能涉嫌逃税和洗钱等行为。

在亚洲，自非法外汇交易从2008年的2065亿韩元激增至去年的9305亿韩元之后，韩国也开始了行动。伴随着新一届韩国政府“要将地下经济阳性化”的宣言，从6月1日开始直到年末，韩国国税厅将着手统一调查涉嫌通过“避税天堂”进行避税的进出口企业。韩国国税厅调查局曾表示，一直以来都在通过国际共享网络对境外逃税进行暗中调查，调查对象包括15个法人和8名个人，而政府全面开展税务调查的架势甚至使该国出现了现金交易激增的现象。

类似的，日本国税厅日前也宣称，已获得在“避税天堂”持有财产的大量日本人名单，正在调查其中是否有逃税嫌疑，并将此次采取公开相关信息的做法称为是表明坚决反对跨国避税的态度。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政府早已将矛头对准了避税的个人以及帮助这些人的银行。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FATCA），规定居住在美国境内并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美国绿卡持有人均须向美国政府申报，拒不申报将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处以高达5万美元罚款；所有非美国金融机构则需要鉴别并向美国国税局披露其美国客户账户持有人的详细信息并承担代扣代缴义务，如不合作，届时将被美国政府扣收30%的预提税。如今，在美国财政部多边措施的推动下，欧盟5国已同意部分实施FATCA法规。根据最新时间表，非美国金融机构需要在2014年1月1日开始与美国政府签订一份合约，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执行罚则。

同样是在美洲，加拿大联邦政府于近期宣布，5年内将总共拨款3000万加元用于打击跨国避税问题。其中，1500万加元将用于在国税局设立所需的系统，当国民将逾1万元电汇至海外的银行或金融公司时，国税局可获取有关报告；其余1500万加元则用于国税局专门对国际逃税的审查及追讨。与此同时，国税局会设立打击海外逃税的专责小组，担负国际逃税的审查及追讨任务。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也于G8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支持八国集团的反避税之举，并称将在简化税收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政府获取最大收益。

难以突破的困境

应该讲，国际社会对跨国避税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为何一直产生不了实质性的成果？总结各种舆论观点，以下三个方面或许能为我们找到些许解读的线索：

一是富国打击“避税天堂”的诚意引人质疑。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所说的：“问题的根源并非出自百慕大或者海峡群岛。避税行为发生在G8国家。正确的切入点应是解决G8自身企业所得税在结构和执行方面的缺陷问题。”

现如今，美国迈阿密和伦敦金融城的顾问们其实正是“税收最小化游戏”中的重要玩家。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避税天堂”都在海外，它们中间最著名的一些“避税天堂”，要么是英国的海外属地，要么就是得到华盛顿和华尔街默许的加勒比地区。某种程度上，英美恰恰可以说是全球“避税天堂”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不加以正视，而一味对“避税天堂”进行谴责，同时回避对触动国内核心层利益的举措，那么，事态又怎么能从这种伪善的行为中获得改善？更为糟糕的是，鉴于“避税天堂”同样也支撑着全球行贿体系，联想到去年发生的一起甚至连法国总统奥朗德也牵连其中的全球富人避税泄密事件，人们似乎又有理由怀疑，究竟多少政客与政党在海外拥有秘密账户？他们能否拥有向自己开刀的真正动力?

二是反避税阵营内部的利益不统一。例如本次G8峰会的成果就没有包括对公司所有权的公共登记，原因便是德国和俄罗斯拒绝起草内部行动计划，而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也抵制方案中关于披露空壳公司最终所有人的要求，其部分理由是出于税收保密的需要。由是观之，假使真心实意地反避税，所谓的“全球联手”中也会包含想“搭顺风车”的问题，即每个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整治避税而不必触及本国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政府乃至地方，为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陆续实施了招揽外资策略，并由此推出了形形色色的税收优惠举措，正是由于各经济体利益相互揪扯，各国税收体制相互抵制，导致了错综复杂、漏洞百出的现行国际税收体系，给跨国公司留下了可操作空间。如今，只要利益问题不解决，那任何所谓的“全球联手行动”都将是风声大雨点小。

三是银行保密传统短期难以撼动。2009年，瑞士最大银行瑞银集团在美国威胁将其送上法庭的压力下，同意缴纳7.8亿美元罚金，并交出涉嫌逃税的美国客户资料。然而，2013年1月，瑞士最古老的私人银行韦格林银行在类似情况下，虽然也被迫支付了5780万美元赔偿，但却以出售该行所有非美国的资产，将绝大部分员工和客户转移，从而使这家有着270多年历史的银行关闭的惨烈方式，坚决捍卫了保密信条。6月，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下院）投票否决了一项允许瑞士银行业规避《银行保密法》，向美国移交客户信息的法案。而今年3月的一项瑞士民意调查显示，86%受访者支持瑞士延续其银行保密传统，不希望本国政府就此问题向外国政府做出过多让步。调查证明，延续银行保密传统，在瑞士拥有广泛民意基础。这些都意味着，以保密、安全、中立为立身之本管理着全球离岸财富近27%，并拥有近80年历史《银行保密法》的瑞士银行业仍是信息透明化进程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